会议第二单元的主题为“法学教育的方向：下一代法律职业人的技能”，由中欧法学院欧方执行院长Monty Silley主持。
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院长解志勇教授，他的发言主题是“中国比较法研究的发展趋势”。
解志勇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比较法学研究院，比较法学研究院的研究方向主要分为四部分，中德法学院主要研究德国法律与中德法律比较，中美法学院主要研究英美法律的学习与比较，国别法涉及国别法理论的研究与国别法的研究与学习。国别法实验班的研究生，本科阶段学习语言，如何引导他们学习、研究、思考，比较法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结构、理论基础和知识谱系等方面是否要进行一些改革。
解志勇教授由此引出了其发言的第二个方面，即当今时代比较法研究需要做出哪些适应时代发展的变化。通过研究和探讨，目前取得的共识包括：大数据时代、新冠疫情先后到来之际，我们亦处在大变动时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比较法在内容、对象、方法、思路等方面需要做出改变。尤其是中国当下正在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同各个国家携手同行、建设一带一路、构建法治共同体。我们必须在后期的研究方法和内容上进行转向，在借鉴和吸收各国先进法治文化、法治文明成果的同时，把中国改革四十年来在法治方面取得的成绩和成就介绍给我们的伙伴和朋友，它们也是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
解志勇教授发言的第三个方面是对比较法学研究院将进行变动内容的介绍。在比较的内容上，不仅进行规范比较借鉴需要的制度，如海南、上海构建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设计仍然不够完善，需要进行借鉴学习；在比较的功能上，中国法律体系已经趋近于健全，目前已有二百多部中央层面的法律，八百多部行政法规，数千行政规章，构建了中国法律体系的框架。但是仍然存在某些功能性缺陷，如缺少行政法总则与行政程序法，可能对中国法律的健康发展与适用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将中国在法治建设中积累的经验介绍给世界，尤其是法治发展中国家，帮助它们建设自己的法治文明与法治文化，是未来与世界各国进行比较法研究时需要注重的方向。
解志勇教授在发言的最后部分指出，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经贸、文化交流频繁、相互依存，法律之间互动的深度、广度、频率也应当继续加深，同时对参会学者发出了“疫情结束之后来中国政法大学看看”的诚挚邀请。
第二位发言人是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授Marina Timoteo，她的发言主题是“成为当今的律师：摇摆在硬技能和软技能之间”。
作为博洛尼亚大学的教授，也是曾经的律师，Timoteo教授认为其能够在市场与学生之间搭建桥梁，以探讨关于软技能与硬技能之间的关系。2018年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75%的长期就业成功取决于软技能，25%则可归因于硬技能。软技能概念并未在意大利语中很好的解释，被理解为“跨越界限”的迁移。软技能实际上适用于各个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包括团队协作、自我赋能、批判性思考等。
Timoteo教授认为，软技能是硬技能的补充，是其他工作必需的技能，应当为高等法学教育所教授，尤其是在法律分析、写作、研究方面。专业的专家必须掌握软技能，这也反映了法律就业市场的变化。法律实务已经与其他行业进行交流交互，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场景。除了法律方面的知识，实务人员还需要其他的技能，如项目管理、风险管理等，传统法律事务的范围越来越小，综合性工作需求不断扩大，扮演与传统不同的角色。
此外，数字化的浪潮也使得职业市场中对于人的能力要求越来多元性、综合性。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需要有不同的技能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尤其是一定的软技能，如批判的精神等可以在复杂的情况下以合适的方式与他人进行合作。数字化转型使得法律界进行了变革，法律如何与其他行业合作已应对时代的挑战。许多培训也希望律师行业中数字化的技术能够以持久有效的方式进行整合。
Timoteo教授亦指出，传统法律思维亦是必须的，但需要将软性技能与硬性技能结合在一起。律师需要不同的技能与知识才能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积极乐观的精神能使律师更好地与他人合作，主人翁精神则要求律师需要主动和他人交流，律师亦需要有创新的精神，使用创新的方法解决问题。21世纪20年代大多数律师会使用法律的知识与其他的技能相结合进行法律事务与其他的工作。多样性合作的精神，对文化的意识都是现在法律专业人士所需要的技能。
最后，Timoteo教授强调，法学院要迎合市场的需要，给学生更多的技能软性培训，满足时代的需求。后现代的律师需要满足时代对他们的需求，需要将法律的实务与科技结合在一起，与国际化的视角结合在一起，才能满足市场与时代的需求。
第三位发言人是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袁治杰教授，他的发言主题是“法学教育的起点与终点及大学的职任”。
袁治杰教授首先介绍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在国际化法律人才培养方面的情况。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作为一所崭新的法学院，建院十余年已经成绩斐然。法学院30%以上的老师具有国外顶尖法学院的博士学位，师资的多元化背景突出，并与香港的大学合作培养普通法人才。2013年新设立的、目的在于培养掌握两门外语的法律人才实验班，几乎能够覆盖世界所有主要语言。法学实验班是国别性的项目，学生在本科阶段结束之后，会前往第二外语国家攻读硕士学位，以协调中国与外国的法律知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差异、英语和第二外语之间的不同。
中国的法学教育融合了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特点。袁治杰教授认为，法学学习仍然是理论性的，获得法律职业资格并不等于获得职业许可，如律师需要1年的实习期、法官需要5年法律工作经历。法学本科生需要大学四年的理论学习，加上不等的职业学习，才能成为职业法律人。在德国，法学生需要通过两次司法考试，经历各个行业，以成为完全法律人。中国与德国的差异在于没有进行完全法律人的培养，实习并不是跨行业的，只是相应行业的。
袁治杰教授认为，大学对于人才的实践经验的培养是不全面的，人才培养是有阶段的，大学与实践是两个阶段，大学不适合也没有能力培养实践人才。此外，袁治杰教授认为，法学教育还在向前延伸，最近颁布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中考中法律科目的囊括，将法治教育的起点大大提前。面对全民学法的状况，而中小学教授法律的师资几乎为零，如何为中小学培养一批懂法律、懂教育的人才是新近提出的挑战。
最后一位发言人是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学院教授Nicolas Nord，他的发言主题是“法国法学教育的方向以及法学教育技术的展望”。
Nord教授首先介绍了法国高等教育的框架，其包括两个原则，其一是大学的资质认可需要与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创新部进行协商谈判，内容包括学位等；其二，法国与传统的欧洲国家不同，法国的科研机构必须遵循LMD系统，包括学士学位、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分别是3年、2年、3年，此外也有一些特例，大学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创设基本的课程，拥有自己的学位与其他预期。
Nord教授其后介绍了法国高等教育的两个路径。传统路径依然聚焦法律知识，基本目标是让学生学会必要的法律知识。在3年学士学位期间，在法国，私法和公法差距很大，学生需要学习国际法（欧洲法）、比较法、法制史，此外还需要至少学习一门外语与相应国家的法律知识，同时对政治学、国际关系、重大的政治和社会辩论有所了解。学历之外的认证，比如计算机认证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此基础上，学院希望让学生学到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学士阶段结束后，学生应当能够就法律问题写出总结，分析法律的问题，撰写法庭论辩。经过选拔的学士可以进行为期2年的硕士学位阶段，硕士生会拥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如斯特拉斯堡大学提供32个不同的法学硕士的方向，各方向拥有不同的特点。
新的路径指国际模式，大学、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创新部给予越来越多的支持鼓励双学位的建设，学生会在法国学习两年，西班牙学习两年，对不同的法律体系进行比较，然后参与到国际的事务中。新的路径还包括跨学科的学位，如法国目前比较流行的“健康&法律学位”，学生对二者具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可以选择学习法律或者卫生与健康。
在Q&A环节，在场学生提出了“AI时代的到来，研究生的应当学习什么样的软技能与硬技能以克服AI的挑战？”问题。
德国汉堡大学法学院Mareike Schmidt教授对此问题进行了答复，她表示如何将AI扩张到课程之中，对于教师来说也是挑战，可以尝试进行AI教师与法学教师的融合教学。此外，应当对于AI有基本的了解，就这要求教师进行相关方面的培训，而律师不可以忽略法律的基石，同时要了解AI如何改变社会、如何改变决策，以助于我们理解法律的判决。
撰稿：中欧法学院2020级双硕士 赵树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