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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10日上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政治学教授、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来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作题为“共济共善：自治、多中心与发展”的讲座（Cooperating for Public Good）。
党委书记石亚军教授向奥斯特罗姆教授赠送纪念品
报告之前，党委书记石亚军教授在行政楼贵宾接待室会见了奥斯特罗姆教授一行，双方进行了热情友好的交流。
上午10点，学术报告在逸夫楼一层报告厅举行，容纳450人左右的报告厅座无虚席。
黄进校长代表中国政法大学对奥斯特罗姆教授的访问表示欢迎。黄进校长说，奥斯特罗姆教授卓越的学术成就得到充分承认，感谢奥斯特罗姆教授前来中国政法大学，使中国学生有机会分享她的学术思想，能够当面与她交流、请教。与此同时，黄校长对资助本次活动的香港校友陈瑞球先生表示感谢。
黄进校长致欢迎辞
奥斯特罗姆教授演讲
讲座现场
奥斯特罗姆教授的演讲持续了70分钟。
奥斯特罗姆教授首先指出，“集体行为理论”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核心，但已有的研究以及博弈论将人们引入了一个误区：自主治理是不可能的，因为“囚徒困境”中人与人的不合作才是常态。但是，很多的实证研究显示牧民、渔民等的自治在有些地方已经运转良好了几个世纪。美中不足的是，这些研究都是在不同的领域分别进行，缺少知识的积累和交流。由此，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IAD）应运而生。在结合图示详细介绍了IAD 外部和内部的运行机制之后，奥斯特罗姆教授认为IAD可以用于很多实证研究，而研究表明，农民自治的耕作系统比起政府大手笔的投入更高产，因为他们可以自己分配时间和空间等达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之后，奥斯特罗姆教授为我们明释了在“公共池塘资源”中经常混淆的“物权”和“资源”的区别，并提出物权是一系列的权利，而不是仅指转让的权利，因此公民对于公共资源的管理权应该也被归为物权的范畴。奥斯特罗姆教授的研究发现大致有七种规则影响行为场景，她举例分析了其中之一的边界规则是如何起作用的。事实上，找到一套普世的最优规则是不现实的，因此，奥斯特罗姆教授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区别分析为什么有些公民自治得以成功延续百年，而有些只是昙花一现。
任何科学都离不开实验室里的实验，因为通过实验可以改变任何一个变量而保持其它条件不变，从而看出每一个变量对于实验对象的影响。奥斯特罗姆教授发现，当人与人有交流，即使这种交流只是最普通的交谈，他们更倾向于合作。如果允许他们自己设计监控和惩罚的措施，他们会获得最大的收益，这对传统的理论是个突破。同样，实地研究也表明，虽然农民自己管理的土地可能耕作、灌溉的方法非常原始，但是却比政府介入的项目有效率的多，森林资源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些都打破了“农民无法自己管理”的论断。
最后，奥斯特罗姆教授提出，相互的信任在合作中非常重要，并且分析了其他影响CPR（公共池塘资源）合作的因素，点出了“共济共善”的主题。
本校法学院王建勋教授（印第安纳大学博士）为奥斯特罗姆教授的演讲提供了现场即时翻译。
方流芳院长在致谢时指出：中欧法学院的建立似乎证明了奥斯特罗姆的观点——基于自治的合作是可能的，奥斯特罗姆教授的理论使我们对合作的前景更为乐观。同时，方流芳教授提醒同学，奥斯特罗姆教授的成就来自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如果一个人把自己限定在狭窄的“二级学科”，决不可能产生有视野如此开阔的成就。“中欧法学院即将成立的‘法哲学与交叉法学研究所’，就是秉承这样的理念，该研究所将由在座的郑永流教授负责，今天会议的组织者正是郑永流教授。”
随后，大约有10名学生先后提问，奥斯特罗姆教授一一回答。当同学问到奥斯特罗姆教授作为第一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感受时，她回答说：“获奖是一件偶然的事，我从来没有期待获得诺贝尔奖，获奖之后，我的生活也没有什么改变，每天或是上课，或是和自己的团队一起工作。”奥斯特罗姆教授的神情似乎告诉我们：对于一位思想家来说，值得骄傲的是思想和表达所引发的反响，而不是诺贝尔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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